不久前公布的七人普数据中，经济大省江苏和浙江的表现格外引人瞩目。

在东部地区人口占比整体上升2.15个百分点的背后，江苏和浙江两省分别实现了“跨越”——

与六人普相比，江苏以609万人的增量超过四川排至第四，浙江则增长1014万人，一次性超过安徽、湖北二省上升至第八。二者不仅是前15省份中仅有的排名上升省份，也成为人口增长数量仅次于广东的两个省份。

一种普遍的解释是，人口的集聚正在与经济聚集加速同步。

随着主要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市集聚，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集聚度加大。作为经济大省的粤苏浙三省，理应成为人口增长的“排头兵”。

而聚焦这三地，人口结构谁更占优？差距如何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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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此次公布人口数据来看，江苏和浙江两省是如何实现超越的？

先说增长速度。与2010年相比，江苏人口实现了7.7%的增长，超过四川的4.1%；浙江则实现了18.6%的增长，远超安徽的2.6%和湖北的0.9%。两省均在人口基数较大的基础上，跑赢了5.4%这一增长的“基本盘”。

再看人口结构。根据此次公布的各省人口年龄构成，苏浙两省的表现极为相似——二者均靠15～59岁人口和60岁人口两项“取胜”，特别是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浙江仅该项就比安徽多出超过600万人。

但同时，两省0～14岁的少儿人口均比其超过的省份更少，其中，江苏比四川少了58万人，浙江与安徽相比更有超过300万人的缺口。

从层面上看，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

在各省人口当中，少儿人口占比较多的省份，如贵州（23.97%）、广西（23.63%）、河南（23.14%），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往往排名靠后。河南、广西分别以58.79%和59.69%的占比排名倒数两位，而贵州该占比也仅60.65%。

这与浙江、江苏的情况恰好相反。一种观点认为，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人口的流向——尽管沿海省份生育率不高，但仍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年龄人口从内陆其他省份涌入，成为其人口的补充。

有人甚至就此指出，与不少人的担心相反，苏浙经济的发展仍能得益于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如浙江当地媒体分析，七人普数据中的一个“意外”是，浙江人口红利并未消失，流动人口构成了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在浙江的常住人口中，流动人口达到了2555.75万人，其中省外流入1618.6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5.0%。

不仅如此，两省“人口红利”还有更大的潜力向“人才红利”转变。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江苏、浙江两省居于省级行政单位中第5和第8位，若排除直辖市，则两省排位分别为第2和第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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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作为经济大省，广东与苏浙两省的表现不甚相同。

一方面，广东以1.26亿的总量、2171万的增量，在两个指标上位居；另一方面，广东少儿人口占比（18.85%）超过江苏（15.21%）和浙江（13.45%），且老年人口占比（12.35%）远低于江苏（21.84%）和浙江（18.7%）。

换句话说，苏浙不仅年轻人占比更少，且老年人占比更多。

若比较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能更清晰地看出三省少儿和老年人口的变化轨迹。其中，十年间苏浙两省少儿人口增长分别为26.0%和20.8%，均不敌广东34.8%；但在老年人口上，三省增速排名为浙江、广东和江苏。但由于广东人口总量的快速增加，老年人口占比仍然少于苏浙两省。

瑞典人口学家桑德巴曾根据城市人口年龄结构将城市划分为增加型、稳定型和减少型三类。其中，减少型城市0～14岁、15～49岁和50岁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为20%、50%和30%。

若按照这一标准，苏浙两省少儿人口占比分别为15.21%和13.45%，少儿人口较少可能是苏浙两省走向减少型城市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可供参考的指标是小学招生数。与广东过去5年逐年持续增长不同，苏浙两省不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复，而且2019年两省招生数均出现了小幅下滑，其中江苏从102.23万人下降至100.12万人，浙江也从66.18万减少到65.57万。

尽管趋势尚不明显，但该数据也能一定程度上说明，苏浙两省少儿人口正出现增长乏力的状况。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理事、浙江省人口与健康协会咨询专家彭伟斌曾比较苏浙两省的人口发展情况。

他发现，作为计划生育的“先进”地区，苏浙两省的总和生育率自“三普”以来不仅处于总体下降当中，且一直低于水平。到2010年，苏浙两省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5和1.02，已低于韩国（1.19）和日本（1.34）的水平。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浙是否有追赶广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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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彭伟斌以前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做的预测，在“单独两孩”政策下，苏浙两省自然增长率将在2023年前后走向0增长，并进一步走向负增长。

若按照该预测结果，此次苏浙的晋位可能难以再现，不光很难追上广东，人口问题还将在3年内成为苏浙不得不着手解决的问题。

图片来源：彭伟斌《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

事实上，根据此前部分城市公布的户籍人口数据，去年，江苏省内已有5座城市陷入人口负增长的问题中，既有泰州、盐城、扬州等苏北城市，也有镇江和已突破万亿GDP门槛的无锡。

继续靠吸引流动人口，能否缓解这一问题？

仅看七普数据，大量的劳动人口仍为苏浙两省的“比较优势”，但若与十年前相比，情况并不简单：在浙江劳动人口增长10.4%的同时，江苏劳动人口实际上出现了4.5%的下滑，几乎与4.8%的跌幅持平。

一个原因是，苏浙两省遵循不同的发展路径。

据彭伟斌分析，六人普数据显示，浙江存在流动人口“大进大出”的特有“浙江现象”，省外流入人口占全省流动人口总数比重居高不下；而相对而言，江苏省流动人口具有省内流动规模大于省际流动规模的特征。

但若从人口质量上来看，省际流动人口规模相对更小的江苏却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数据显示，2010年，浙江流动人口中初中以下教育程度人口的比重高达72.8%，该比例在省级行政单位中仅低于西藏的76.3%；相反，江苏流动人口中，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口占比达7.0%，排名第五。

两省不同的产业特征造成了此种反差现象。如彭伟斌指出，流动人口中文化程度较低人口所占比重较高的一个原因是，浙江虽然民营经济发达，但产业层次不高。

两省统计年鉴显示，尽管两省私营部门就业人数均占总就业人数的一半以上，但仍存在较大的区别。以2019年私营、个体和乡村从业人员在全省就业人员总数的占比为例，江苏该比例为57.0%，而浙江则是72.8%，二者相差15.8个百分点。

由此来看，若沿用现有模式，两省面临的将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对于江苏而言，就是如何逆转吸引力不足的问题；而对于浙江而言，随着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更需要将目光聚焦在提升流入人口的教育水平，这也需要浙江提供与之相匹配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