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3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66.16%，较2022年末提高0.94%。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一个国家城镇化率达到70%，意味着城镇化进入“深水区”，增速往往会有所趋缓。尤其是对于过去四十多年里完成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的中国来说，如何以高质量城镇化来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为城镇化下半场的重要课题之一。

7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18日晚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下称“公报”）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要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国土经济室主任黄征学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当前中国城镇化已经到达了较高水平的阶段，因此推进城乡融合也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在过去几年间，相关部门曾在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城乡建设用地“同权同价同责”等方面进行过探索，但也遇到了一些限制。此次公报在城乡融合方面的表述，正切合了当前改革中遇到的种种实际问题。

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城市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至2017年的58.5%。截至2023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93267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7700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即城镇化率为66.16%。

与发达国家普遍80%左右的城镇化率相比，中国城镇化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但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城镇化的高质量推进。此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在公开论坛上指出，我国当前形成了城市空间和乡村空间，城乡之间发展仍然不平衡、不充分，城市化越快，二者之间差距越大。并且，城乡二分思维还带来了城市和乡村各自的失衡现象。地级市是最容易推进土地城市化的一级，土地大规模集聚，但是人口没有集聚，外来务工人员往往难以分享城市权利。“要构建城乡融合新形态，需从城乡二分转变为城乡融合思维。”刘守英提出。

此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而在此次公报中，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更作为深化改革的五个体制机制之一被着重强调。7月19日在中共中央举行的介绍和解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指出，《决定》明确了三方面关键改革举措，即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其中，提出了要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

另外他还透露，《决定》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强农惠农富农，《决定》还提出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县域经济迎来新机遇

要破解城乡融合中的种种问题，县域有望成为一个突破口。2022年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促进发展要素、各类服务更多下乡，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刘守英指出，城乡融合本身是一个连续体，要把乡村、镇、县城、城市纳入一体的城乡连续体，形成包括省会城市、地级市、县城、镇、村的城市体系。而在其中，地级城市只有土地城市化，没有人口、产业的集聚，因此不能用地连接城乡，因此要让县承担城乡转型的枢纽。

黄征学向记者指出，公报中提到“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也是因为城乡融合的重点在县域，县域的产业中工业占比较多，有了产业支撑，才能形成实质上的就业。

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向《华夏时报》记者指出，以县域为载体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一环。相比地级以上城市，县城在我国是数量最大的，它连接乡村和城市，推进以县域为载体的城镇化，让广大农村居民不仅能够享受城镇的公共服务，还能够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就业。这是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切入点。

他认为，预计未来将会建设一大批连接城市和乡村的强县、强镇，功能区。同时，各超大特大城市也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既包括推进租房落户、有稳定就业落户的新的落户制度，也包括推进教育等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保租房配售型保障房，大规模建设和供应。后者的土地主要来源于存量土地盘活，资金则来源于中央政府加大政策性银行的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