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早期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以及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大城市周边出现的“睡城”，以“产城融合”为显著特征的产业新城是城市化与产业化相结合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作为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到成熟阶段衍生出来的新事物，产业新城既保留了传统园区的优点又弥补了其不足，从而将单一生产型园区转变为多功能的“生产、服务、消费”等多点支撑的城市型经济园区。学术界对新城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由来已久，例如MIT斯隆管理学院系统科学家Jay W. Forrester的城市生命周期理论、Alfred Weber的聚集经济理论以及H. Lefebvre和D. Harvey的空间生产理论。在此，我们将采用PEST分析方法梳理产业新城产生发展的宏观和动态环境，展开分析城市化（社会与经济因素）、政策（政治因素）、产业（经济因素）和科技（技术因素）四大核心驱动力。

城市化：推动产业新城产生、发展的动力引擎

自从改革开放的基本国家战略确立以来，全球资本流入中国，我国开始了以工业化为推动力的城市化进程。产业成为城市发展的真正动力和城市物质形态演变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为产业发展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及其引起的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化。

当前我国的城市化正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城镇人口规模由1949年的不足6000万人增加到2016年的7.93亿人，城市化率从1982年的20.43%升至2016年的57.35%，以每年接近1.1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根据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验，城市化率在30%-70%期间是加速城市化的时期，因此，我国未来城市人口的增长还有很大空间。

图：中国城市化战略格局

 图片来源：国务院官网，中指研究院综合整理

从城市的体量和规模来看，目前我国正在向城市圈迈进。2015年世界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珠三角地区（包括广州、深圳、佛山和东莞）已超过东京成为面积和人口方面的世界都市区；东亚地区869个城市有600个在中国，其面积超过东亚城市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同时，鉴于非城市人口比例依然较大，未来仍将面临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从城市化的扩展方式来看，城市的发展包括外延型的城市化和飞地型的城市化。城市化过程中将会为产业新城的产生和发展带来空间和机遇。

图：上海城市化过程（1984-2016）

图片来源：NASA，中指研究院综合整理

以上海为例，从1984年到现在的城市化进程中，其以外延型城市化方式向外围不断扩展。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孕育产生了浦东新区这样高能级的新区，也诞生了临港、松江、嘉定这样一些功能独特的卫星型新城。随着上海的城市带动辐射能力不断增强，长三角城市连绵带的形成，离市中心相对较远的如浦江镇、高桥镇等城镇也在不断生长之中。

在新型城镇化趋势下，产业新城正在成为承载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的新空间，是实现产业集群效应的现代化载体和平台，也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相结合的一种城市发展方式。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总要求就需要在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过程中实现更高层次的城镇化，使产业新城的发展没有“水分”，避免未来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空城”、“被城镇化”。

目前，以工业4.0为特征的先进制造业成为推进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的关键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城市形态决定了其“去中心化”的必然趋势，在模组化开发的大前提下，多模组的组合将先进制造业在地理位置上“去中心化”、在产业结构上“中心化”，形成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双重体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结合产业集群的相关理论，产业新城可以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最有效的路径之一。通过产业新城，进行制度创新和空间拓展，可以摆脱城市规模、产业结构、要素供应、发展模式的限制。从国内产业新城发展现状来看，产业新城运营商通过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活跃区域打造产业新城，不断以实践探索和引领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协调发展，持续推动中国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产业新城以其全新的定位理念，为企业不断追求产业升级和提高质量、提高效益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因此，从未来的城市发展趋势来看，产城融合的新城新区也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城市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和主要目标。目前，我国正处于加速发展并向新型城镇化过渡的阶段，未来将逐渐形成“两纵三横”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人口的迁移正在推动产业新城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政策：国家战略、政策红利为产业新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产业新城的发展离不开政策因素的推动，国外政策对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政府通过法律的手段对于园区给予税负减免、低税率和贷款担保；②公共研究机构和服务中心提供定制化的商务服务；③自主自助协会和合作生产商促进创新。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中国长期面临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经济“双重转型”任务。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以城市群为主体，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标志着我国城市发展战略实现了从“严格控制” 单一城市规模到强调城市间“协调发展”的根本性转变。同时，突出强调走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合理响应人口的就业需求、公共服务诉求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要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引导人口流动的合理预期，畅通落户渠道，到2020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按照尊重意愿、自主选择、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区分超大、特大和大中小城市以及建制镇，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将具备条件的县和特大镇有序设置为市，增加中小城市数量，优化大中城市市辖区规模和结构，拓展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空间。

表：建国以来我国城镇化主要政策

资料来源：中指研究院综合整理

从政策层面来看，国家对产城融合、产业创新支持力度不断加大。2016年10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开展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科学推进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做出了明确部署，提出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融合发展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越来越多的企业紧跟国家发展战略布局，加入到产业新城的开发建设及运营中。

产业：集聚、转移、外溢效应推动产业新城发展

产业驱动是指在新城建设过程中以一种或多种产业导入为突破口，利用产业的关联性带动新城的开发。其做法通常是首先由政府在新城范围内建立产业园区，引导市区内的企业外迁，同时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外部企业入驻，最终达到市区产业职能转移到新城的目的。产业驱动的关键在于选择产业链核心环节、关联带动性强的产业，利用政策促进产业的集聚。

随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到来，新兴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对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产业新城的开发综合考虑了新兴产业、城市建设、人口集聚三方面因素，将城市中的商业、办公、居住、文旅、餐饮、娱乐、交通等要素进行有效组合，并在各部分间建立一种相互依存、互利互惠的动态关系，从而形成一个多功能、高效率的空间。例如华夏幸福坚持“产业优先”战略，以产业新城为依托，不断提升产业创新驱动力，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壁垒。通过龙头驱动、创新驱动和孵化驱动等方式，打通了产业研究规划、产业集群集聚、产业载体建设和产业运营服务的完整链条，运用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共同发展的模式，推动新型城镇化，为产业新城所在区域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十三五”开局以来，我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的转型阶段，经济增长率逐步放缓，经济转型势在必行，而经济转型必然离不开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持。目前，全球产业发展处于重大调整阶段，产业的国际分工面临洗牌和挑战，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的关键时期，正向产业链上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经济附加值高的链环转移。如何提前谋划布局，实现产业与技术的深度融合，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点。

图：产业链与经济附加值的关系

资料来源：中指研究院综合整理

具体针对产业集聚、转移的研究对于产业新城发展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国际学术界对产业转移变迁相关的理论研究已非常充分。本节将从产业扩散、产业转移以及产业的区域均衡发展三个维度更为系统地进行梳理，以期发掘产业新城发展的重点方向。

1、产业扩散理论

国际学术界对产业转移的理论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的劳动力部门转移论、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的中心-外围论(Core and Periphery Theory)、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论（Product Life Cycle, PLC）、边际产业扩张论（Marginal industry expansion theory）以及产业梯度转移理论（Industrial gradient transfer theory）等。该理论认为每个国家与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着时间推移，由处在高梯度上的地区向低梯度上的地区传递下去。目前从国内的情况来看，我国正处于产业在不同城市群以及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转移的进程。通过区际产业转移，我国的产业发展格局通过地区互补性原则，正朝着使各区域的产业类型和水平与自身的资源禀赋、要素价格和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相适应的方向迈进。

图：我国加工贸易产业梯度分布

资料来源：刘雯雯《中国加工贸易产业梯度转移研究》，中指研究院综合整理

从我国的发展经验来看，产业梯度转移是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过去中国经济发展采取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先发展沿海地区，从珠三角、长三角到环渤海，然后才是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因此，我国城市的产业结构也呈现了这样的特征，东部沿海城市多数已经由二产转为三产主导，而大部分中西部城市仍以二产为主。发达城市目前服务业已占主导地位，如2017年北京第三产业占比已达到82%，上海、广州也接近70%；而南昌、长沙、郑州等多数中西部城市，第二产业仍占主体地位。这种城市群之间以及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区域性差异客观上形成了该地区的二元结构特征，是产业转移的核心动因。

2、产业集群理论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是当代产业生存、发展的有效组织形态，利于集聚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信息交流以及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美国哈佛商学院的竞争战略和国际竞争领域研究权威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用“产业集群”一词对经济活动中的集群现象进行总结，并创立了产业集群理论（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eory），具体来说，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或机构的集合，通过区域集聚实现有效的市场竞争，形成专业化的生产要素集聚洼地，降低信息交流和物流成本，使企业之间能够共享公共设施和市场环境，形成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区域竞争力。亚当·斯密（Adam Smith）将分工分为三种：一是企业内分工；二是企业间分工，即企业间劳动和生产的专业化；三是产业分工或社会分工。第二种分工形式实质是企业集群形成的理论依据所在，企业集群保证了分工与专业化的效率，与此同时还能将分工与专业化进一步深化，反过来又促进了企业集群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对高效率和低成本的追求，成为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动因。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内部规模经济”（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和“外部规模经济”（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马歇尔所指的外部规模经济概念是指在特定区域的由于某种产业的集聚发展所引起的该区域内生产企业的整体成本下降。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ber）在其1909年著作《工业区位论》（Industrial Location Theory）中从产业集聚带来的成本节约的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的成因，认为成本低廉的区位是好区位，而聚集能使企业获得成本节约。国内学者来看，钱颖一运用“栖息地”（Habitat）的概念来解释硅谷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认为企业集群区是创业公司的“栖息地”；陈慧娟、吴秉恩注重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解释台湾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认为长期以来中小企业之间紧密的产业集群关系是台湾经济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总体来看，产业集群可以分为高科技行业集群和传统积累行业集群，其中，前者主要是以高科技导向，通常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比如硅谷、中关村；后者主要依赖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知识、技能、技术积累的传统行业，比如意大利的著名产业园区——“第三意大利”。

企业在经济发展良好、具有资源禀赋的区域集聚，更利于其实现长远发展。产业新城内部的产业集聚进而形成产业集群会为入驻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主要包括：①成本优势，即产业新城内集聚上下游企业，进而形成一个高效的专业化分工系统，使企业获得包括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外部经济在内的成本优势；②创新优势，即产业园区内集聚的企业产生巨大的竞争优势，迫使企业加快创新，改良产品和服务，推动行业的技术进步。③扩展优势，即产业园区内产业集群所形成的上下游关联和买卖关系，使单一企业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巨大的规模，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3、区域均衡发展理论

产业新城的诞生、发展离不开中心城市（母城）所提供的资金、技术、人才的支持。产业新城具有聚集和辐射双重功能，聚集是辐射的基础，辐射是聚集的结果。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区域发展总是一个“初始均衡-差异扩大-相对均衡”的发展过程（陈建国、于斌斌，2011）。在初级阶段，“极化效应”表现为“增长极”的快速发展。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外部经济下降甚至规模不经济的出现使“极化效应” 逐步减弱，另一方面“扩散效应”增强，表现为“增长极”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Jeffrey G. Williamson）研究了全世界24个国家区域增长的时间序列，提出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倒U”型模型。根据“倒U”型模型，经济发展初级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区域经济差异也不断扩大。在经历持续性差异扩大的增长之后，区域间的不平衡程度趋于稳定，而且当经济进入成熟阶段，区域差异将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呈现均衡趋势（Williamson，1965）。这种均衡态势就体现为城市群协同加速过程中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城市群的发展，使区域内的各因素连接更为紧密，而由于不同城市的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性，区域内各要素也存在着流动性。城市群内的城市之间具有相互吸引聚集与扩散辐射功能（陈振光，2006）。

当前，中国主要的城市群均不同程度处于中心城市功能向外疏解的阶段。例如，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城市群，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有着重大的时代意义。京津冀协同发展首先要通过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北京“减负”，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重点是疏解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和企业总部等四类非首都功能，引导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功能向周边地区疏解。四大类非首都功能领域，将分近期、中期、远期三个阶段逐步疏解，有序推进产业升级转移。此外，发展较为成熟的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也开启了向中西部地区以及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功能疏解。由此可见，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口、资源逐步向城市群、城市圈集聚，这也为集生产、生活及城市功能于一体的产业新城的产生提供了先决条件。

科技：智力资源成为产城发展的核心要素

随着全球科技化进程不断加速，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当今主题，对于国内产业而言，面临着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升级改造传统产业的大命题，而传统工业园区已无法满足日益多样的产业业态需求，亟待运营商通过借助科技创新力量，不断促使业态结构从低端制造向高端创新升级改造，通过“腾笼换鸟”，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完善，从而增强自身竞争力。而集生产功能、城市功能和生活功能于一体的产业新城，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打造更多区域发展引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加快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融合发展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美国城市研究专家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在其所著的《新地理：数字经济如何重塑美国地貌》中指出，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产业布局的地理决定论受到冲击，人才及科技创新机制和环境成为企业选址的主导因素。哪里有企业需要的人才，哪里有企业需要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和环境，企业就会选择去哪里。换句话说，新时代背景下，新城的经济发达程度并不取决于传统能源、港口等区位优势，而是取决于一个城市的智力资源优势。宜居环境吸引高端人才，高级人才带动高端产业，高端产业的进一步改善宜居环境，这样的良性循环形成了科特金所描绘的“精英型新城”。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兴起以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产业新城运营商也在通过自建、引入或收并购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增强园区或产业新城的创新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