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普遍运用货币政策拯救经济、刺激增长，从购债、购资产到负利率，货币政策被运用得淋漓尽致，但同时也显现出边际效应递减。去年召开的G20杭州峰会指出，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增长，财政政策同等重要。

在3月24日博鳌亚洲论坛的分会场上，与会嘉宾就“在结构性改革短期难以见效、货币政策‘透支’的当下，财政发力能否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什么样的税收和支出政策为有效”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财政部副部长刘伟表示，过去一段时间，全球货币政策在促进金融稳定，以及避免全球性金融下滑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多年过去，经济依然复苏乏力，暴露出长期结构性的问题才是阻碍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这些问题很难单单依靠短期的刺激性政策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经济的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无疑需要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努力扩大全球总需求，全面改善供给质量，巩固经济增长。

至于财政政策实施的空间有多大，与会嘉宾认为，一个国家财政政策的发挥强度和力度并不相同，这取决于不同国家所处的经济周期以及已经使用的财政政策。如果一个国家的赤字率和负债率比较低，可以采取直接增加财政投入来刺激消费和拉动需求；如果负债率比较高，经济又在结构调整中，就应该更多关注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而且必须强调现有支出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不宜过多扩大财政赤字。刘伟表示：“建立中长期的财政规划和预算框架，对今后一段时期的财力作出理性的统筹、中长期的安排，是整个财政政策在实行过程当中必须考虑的。”

对于中国来说，去年和今年的预算赤字率都是3%。刘伟表示，这体现了财政政策积极的一面，结构性减税、制造业升级以及民生开支需要这部分财政资金的投入，同时它也有一定限制和底线。此外，政府债务为27.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6%，并完全纳入常委会下达的限额控制范围内。刘伟认为，中国目前债务风险可控并有一定空间，且债务的管控体系也在逐步完善中。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Stephen GROFF表示，债务和GDP比例在60%以下的国家，可以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目前，亚洲国家平均负债率为48%，东南亚国家可能超过60%，其他国家则较低。所以从财政扩张方面来讲，这些国家肯定是有余地的。但也不能只衡量比例，诸如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或者坏账等债务，也需要政府拿出部分储备金应对风险，这些都包含在其账目中。

目前，全球的经济体都在寻找提高效率并减轻政府财政压力的有效方式。彭博亚洲首席经济学家Tom ORLIK表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是一个广泛被尝试的工具，但推行中遇到很多困难，“因为大家有不同的目标，大家是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可能存在冲突和矛盾。”

中国的经验值得探讨与借鉴。“我们用3年时间构建起PPP的一整套制度模式、行为规范以及推进路径。当前项目库里有1.1万个项目、13.5万亿元的总量。其中，落地的项目达1350多个，有2.2万亿元的已经确定。”刘伟介绍，自2014年以来，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在PPP方面密集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以推动、引导PPP项目实施，目前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他同时提醒，要警惕PPP变成政府债，如果项目运营不当，合同执行不了，后势必会增加政府债务。因此，一定要遵循市场的法则，在法治的构架之下，让PPP这项改革稳步向前推进。他同时解释，中国政府并不把PPP作为解决政府短期融资的一个方法，而是把它上升到服务结构性改革，并由此推出了三项改革，包括政府的改革，项目批准的去化，让市场选项目；财政体制改革，不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市场主体申报；投融资改革，通过股权放大政府的办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