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从业内获悉，由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境外条例已经呼之欲出，年内有望正式出台。作为我国首部境外领域的法规，境外条例将从国家战略层面对我国境外做出顶层设计，明确境外的内涵和外延，以及鼓励和禁止的方向。

据了解，境外条例将对现有部门规章进行清理整合，对境外的定义、审批程序、人员出入境、资金融通、利润分配及利润再、税收政策等作明确规定，也会对境外行为作出鼓励类、禁止类等区分。

“比如说，对产生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符合国家‘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方向的就要鼓励，对盲目的、非理性的不予鼓励且要加强，对违反东道国和国内法律的、不良行为等要禁止和处罚。”业内人士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

上述人士指出，近年来我国对外迅猛发展，增量规模已经超过了吸收的外资。2016年我国企业非金融直接同比增长54%，规模已经高达1700亿美元。作为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对外合作不仅涉及，也涉及重大经济外交战略布局、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国家间开放协议的履行以及一大批跨国公司的培育等。

但当前，我国境外领域适用的政策主要是部令形式发布的部门规章，包括商务部发布的“境外管理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境内机构境外直接的外汇管理规定”等，效力层级不高，保护和促进方面不够，与我国企业境外的发展趋势和紧迫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目前，我国迫切需要结合体制改革进程，适应境外新形势，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尽快出台一部上位法律法规，为我国企业境外创造有利的法律环境和条件。”上述人士呼吁。

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中国对外直接流量于2013年跃上1000亿美元大关，存量于2015年超过1万亿美元大关。中国已成为直接领域的净资本输出国，年度规模高居第二。显然，境外对中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和国际收支的影响已经今非昔比。伴随“一带一路”的实施，其国际影响也将极大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出境外领域的法规是及时和必要的。

此外，梁国勇指出，当前，中国对外直接面临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境外领域法规的推出有助于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海外的长期健康发展。例如，近两年部分对外收购项目主要基于汇率、利率等金融因素和财务考量，缺乏实体经济和竞争力背景，具有“非理性”成分。

当前，我国引进外资立法体系正在经历重大变革，在自贸试验区成功探索试验基础上，《外资企业法》等4部法律去年已经审议修订，而对外方面的立法同样需要提速。建立国家层面的法律，规范和鼓励中国企业对外，已成为业界多年来共同的期盼。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戴冠春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目前我国境外涉及发改委、商务部、外管局三个部门的，以国家层面出台顶层设计的法规，有利于协调整合部门之间的职能，使得流程更有效率，尤其是在当前加强对境外“真实性”审查的背景下。同时，国家层面的法规也会赋予部门更大的执法和处罚权限，使得处罚更加明确。另外，境外条例很有可能会加强对企业境外的全程管控。“原来更看重出去的环节审批，未来可能会对之后的资本性运作、转让、再等行为都加强管控。”

“者保护一直是国际规则的核心问题。”梁国勇指出，随着中国对外存量猛增，境外领域法规的推出有助于有效保护不断增长的中国海外商业利益。截至2015年底，2万家中国者在境外设立企业3万家，年末境外资产总额高达4.4万亿美元。如何应对运营过程中的政治阻力和政治风险，有效保护海外商业利益，既需要完善国际协定体系，也需要国内立法的跟进和。双边保护协定设立了一个基本的制度架构，规定了者待遇、征用补偿等内容，对于者与东道国间争端的解决往往援引国际仲裁机制。然而，国内法规和国际协定的有效衔接对者保护重要。境外条例的出台将是中国境外法律建设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