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位于阿尔卑斯山的瑞士小镇达沃斯将迎来每年一度的经济论坛年会，“不变”的是依旧是众多经济、政治、企业精英汇聚达沃斯把脉经济，“变”的是中国国家元首将历史性首次出席论坛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2017年论坛的主题“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Responsive and Responsible Leadership）”，在逆全球化苗头凸显、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当下，对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更看重的是“担当”，而非“领导”，只有“担当”，前行方能“应势”，发展方能“有为”，治理方能“有力”。

经济的困惑

这正处在一个迷茫的十字路口，全球在困惑中难以抉择。这种困惑，在2016年西方各国的选举结果中显而易见。所谓社会撕裂代表的不仅仅是阶层与阶层间、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而且是冲垮既有认识观的新意识形态洪流。尽管我们目前还未能十分洞悉这种洪流的本质、规律与走向，但能够知晓的是，国际秩序已经在此洪流下发生着变化。

全球治理的经济基调从贸易自由主义的退潮开始改变。贸易争端与摩擦频发，已经是近年来越来越常见之事。

2015年全球贸易总额下滑逾14%，2016年态势延续，全球贸易创2009年以来低水平，同时，G20成员平均每月新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数量达到2009年以来高。经济长期低迷是贸易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危机爆发8年以来，全球GDP平均增速仅3.5%，低于危机前5年1.6个百分点，但保护主义抬头是更深层次原因，全球贸易下滑趋势严重，连续五年低于经济增速。

经济疲弱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改革滞后，但各国都更愿意从直接见效入手，除了在货币政策上大力放水，国际贸易中，便大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收缩，加强对国际市场的争夺与切割，导致了国际规则的碎片化。

旧有秩序正在被逐渐打破，国家发展不平衡及各国实力对比改变形成的新局面是冲突的实质。但新型秩序的建立仍难以完成。以贸易为例，WTO体制正面临边缘化的境地，多哈谈判困局显示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难以调和的矛盾。为实现本国经济利益大化，发达国家意图通过改变原有国际规则，推进贸易、、金融等方面标准的全面升级。WTO框架外双边和多边贸易层出不穷，但原有贸易规则被逐步打破的同时，新标准的确立十分艰难。不但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间的分歧进一步加大，发达国家之间也难以达成共识。2016年9月，包括总统奥朗德在内的多名法国高层官员表示将中止对欧盟授权，单方面退出美欧自贸协定谈判，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也公开表示“TTIP谈判已在事实上失败”。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提出将退出TPP谈判。

国际秩序的重塑

国际秩序的建立背后是国家利益和价值观。也就是说，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贸易体制从来就不只是贸易，而是一条加强结构性权力的途径。

从经济层面上看，通过主导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和议程设定，能够将符合自己利益的内容纳入到多边贸易规则中来。二战后，多边自由贸易使美国获得更多财富，也带动了西欧盟国及日本的经济复兴；从政治层面上看，贸易自由化体制强化了政治同盟关系。冷战前后，美国都将贸易自由化政策与美国的安全预期紧密结合；在价值观方面，多边贸易体制体现了经济自由主义价值观，而美国决策者通常认为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可以与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一脉相通。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贸易保护的兴起和贸易秩序的溃破，其实不过是当今国际秩序摇摇欲坠的表现之一。

秩序已经在被侵蚀，但从根本上看，保守主义、孤立主义正在回潮，说明关键的其实是当前秩序得以建立和持续的价值观正在坍塌，

这才能够解释：为何英国决定与欧盟决裂，以及欧洲数个极端主义政党抱着分裂欧盟的主张能够获得胜利；为何美国选出特朗普总统，他表现出对美国国际责任的推卸、对现有国际关系的不屑、对当前国际秩序的不满；为何国际恐怖主义行动愈加突出，而国际社会的行动能力十分有限；为何南海成为大国竞技和小国的场所，还弄出所谓根据公约的仲裁和未参加公约缔结国家进行的谴责；为何当联合国议事无法通过，竟然又企图通过联大进行议案表决。

从地区到全球，从国别关系到秩序，从单项事务到整体事务，从既有程序到无视程序，危机后的，正在面临的，不止是经济疲弱，而是国际秩序的溃破和旧有意识形态的崩塌。

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国在此时表现出自己的风范，与中国的文化内涵相通，谦逊而有担当。

中国提出的，是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和方案。

从政治上，中国立志于推动全球共治的全新理念。中国秉承“和平崛起”的一贯宗旨，从自身发展的得失中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开放、包容是国家经济发展和共同进步的基础，积极倡导全球在困难时期更应该互帮互助、义利兼顾。G20杭州峰会，中国对经济难题提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药方”：建设创新型经济，开辟增长源泉；建设开放型经济，拓展发展空间；建设联动型经济，凝聚互动合力；建设包容型经济，夯实共赢基础。为全球经济复苏传递了信心、提供了“新方位”。

从经济上，中国立足于推动全球、贸易、服务的深度流动。中国推动新兴市场国家提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票权和份额，积极支持金砖国家建立自己的银行，在欧洲深陷债务危机时购买数千亿欧元的资产等行动，获得了国际社会的相当认可；G20杭州峰会上通过的《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二十国集团全球指导原则》显示了中国有决心和能力与各国共同走出贸易和困境；由中国倡议、57国共同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旨在帮助亚洲各经济体改善设施建设、弥补资金缺口，目前已经完善了组织架构，批准9个项目，发放贷款总额约17亿美元，实现了良好开局。

从生态上，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大国义务。在已经成为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大国的基础上，中国提出绿色发展理念；近年来，单位GDP能耗降幅逐年扩大。“十三五”时期将完成对国际承诺的减排任务；当前，绿色金融在中国发展迅速。中国的绿色信贷体系建设在上属于领先水平，也是个由政府支持的机构发布本国绿色债券界定标准的国家；中国还积极推进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与美国、欧盟等共同发布了多份《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同时，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积极推进南南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应势而为的中国作为

中国重点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既作为自我理论实践的耕耘者，又作为担负起大国责任的倡导者，应势而为，希望用自身的经验、诚恳，在困局中改变大家的理念、促进共同的发展、建立共赢的秩序。

“一带一路”建设强调的是着眼于贸易结构的变化，使贸易便利化水平继续提高，通过结构性变化带来良性发展。

“一带一路”有助于刺激新需求。贸易是国家实体经济的一个窗口现象，商品、交易对象等结构的变化背后，是出口与国家产业升级的对应关系的良性互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发展新型贸易，有助于积极创新推动企业与产品的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有助于开辟新市场。“一带一路”沿线有不少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匮乏，成为经济发展掣肘。而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企业的相关建设资源、能力和愿望都强烈，强化互联互通，进行国际产能合作，有助于福祉沿线各国人民，有助于各国企业发展的战略新布局，也有助于各国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融合。

“一带一路”有助于打通新渠道。“一带一路”将推动参与国家和地区的科技资源共享和智力支持。欧洲在城镇化建设经验、生态技术、精密制造等方面有许多先进技术、人才，中东国家的节水农业、印度的信息产业等技术也比较明显，“一带一路”将东亚至欧洲的广大地区联系起来，市场空间和技术合作交流的巨大。

“一带一路”有助于建立新共识。“一带一路”本身就富有传统文化融合的意涵，倡议将丝绸之路延续千年的经济、文化、商贸友好交流传统继承下来并赋予新的时代含义，在深化经济合作的大背景下，为各国交流提供广阔的舞台，推动民族、宗教的互相理解和相互信任，终实现各个领域的密切合作。有助于文化及价值观的推广，有助于缓解因近些年欧美错误政治导向下造成的民族宗教矛盾激化，有助于增强各国互信和命运共同体意识。

勇于担当的中国底气

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体现了勇于担当的精神。

在全球经济疲弱、货币竞争性贬值的大背景下，中国一再提出，反对以“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作为单纯的经济“强刺激”手段，坚持结构性改革，坚持深化改革。

中国提出供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设立“去产能、去库存、去、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当前，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全面推开，取得初步成效。2016年，中国仍是经济增长率高的国家之一。三大产业结构优化，服务业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8.5%。消费需求成为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火车头”，前三季度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71%。

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也表现在重视与鼓励科技创新上。2016年《互联网趋势》(Internet Trends)报告认为，中国已成为互联网市场领导者，在体量及商业创新上均具有，在海外的受认可程度也相当好。当前，全球前10家市值高的互联网公司，有4家来自中国。中国的企业正在积极地参与全球技术创新。2015年全申请专利多的企业中，名是华为，第二名高通，第三名中兴。中国的企业也在管理模式和战略布置上寻找、摸索和创造未来。

中国积极践行市场化改革，并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2015年8月11日，中国完善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加大了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2016年10月1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批准人民币加入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正式生效。人民币正在朝由市场供求决定汇率的改革方向稳步前进。

中国也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补充、完善和改革。作为全球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富不均”现象和全球治理中出现的两极分裂和对立现象，中国采取的措施是，积极帮助新兴国家抱团取暖，并搭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畅通桥梁，使大家能够合作共赢。建立南南对话机制、金砖对话机制、G20扩大合作机制等，成为发展中国家踊跃参与到国际秩序建设、改革中来的有益机制。

携手共进，砥砺前行

价值观的坍塌意味着分崩离析的加剧。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将会愈加强烈，而引致走向一个更加困难和困惑的局面。

当此时代，使用“短平快”的方式来挽救经济、政治弱势的国家越来越多，但越是如此，就越是会在中长期加速经济、政治的衰退。当全球真的从贸易自由主义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从国家开放主义转向国家孤立主义，从国际合作主义转向狭隘民族主义，也许某些国家能够在短期内看到就业岗位增加带来的民众欢呼，但却会带来中期的市场丢失和长期的加重全球性失衡。

中国深深认识到，当前国际秩序的危机，是结构性危机。从内部说，本轮经济危机的实质，是各国经济结构性扭曲造成的。但是，2008年危机后，自美国开始，利用规工具货币量化宽松帮助经济复苏成为常态，而真正的结构性改革，鲜见有国家真正面对和实践；从外部说，国际秩序溃破的根本原因正在于过去发达国家“一家独大”的拥有话语权，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接受、继而丧失参与热情的状态。尤其当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因经济疲弱丧失全球治理的控制权，全球走向了多极化，而发展中国家又无力也无心参与全球共治，导致了碎片化，即全球治理走向分崩离析的局面。

“领导力”在此时别有深长意味。

中国强调的是不搞狭隘政治，而在格局新变迁中坚持做负责任大国。

中国看到的“领导力”，不是寻求去“领导”，而是建设一种发自内心的、处变不惊的、柔中带刚的“力”。

领导力不是清谈，是务实，不是权术角力，是担当之力。Leadership更需要是一艘ship，同舟共济乘风破浪，才能冲出重围扬帆远航。

这是中国给出的全球治理新方案。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国家合作首席经济学家）

(责编：王子侯、乔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