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四季度，我国经济增速连续19个季度回落。这19个季度又可分为两个小阶段：个小阶段增速大幅回落，从2010年季度的12.1%下降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7.4%，回落4.7个百分点；第二个小阶段增速趋稳、稳中略降，从2012年第四季度的7.9%下降到2014年第四季度的7.3%，回落0.6个百分点，降幅明显收窄。2015年，我国经济增速仍会有所回落，但降幅有望进一步收窄。我国经济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速度换挡期，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不能把新常态理解为经济增速一路下行。事实上，经济新常态将为经济发展拓展新空间、增添新动力。

不能把新常态理解为经济增速一路下行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但有人将新常态片面理解为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对此，必须予以澄清。不能把经济增速一路下行视为新常态的特征，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将会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

如果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到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将难以实现。按照翻一番的要求，在2011年至2014年已有基础上，从2015年至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需年均增长6.7%。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回落，到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已降至6.8%，即已降到翻一番所需低增长率的边缘。今后，若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就很可能降至6.7%以下，到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如果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将会严重影响社会预期和企业。如果形成一种经济增速不断下降的社会预期，将极不利于稳定和提振市场信心。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回落，企业盈利增速也在下降。到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已降至3.3%的较低水平，既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7.4%，也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6.8%，更低于财政收入增长率8.6%。同时，到2015年1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连续35个月负增长。社会预期不断下降，是企业盈利预期不断下降，将会严重影响企业，并由此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和升级。

如果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将会影响财政收入增长。2014年，财政收入增长8.6%，为1992年以来即23年来首次进入个位数增长。今后，若经济增速一路下行，财政收入增速也会一路下行。这样，需要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关改革措施落实、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扩大、收入差距调节等都会受到影响。

对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推动作用的力量在哪里

近3年来，宏观调控的“微刺激”措施起到了“保下限”的作用。但经济增速下滑具有惯性，如果没有阻止下滑的足够力量，或者一旦国内外经济环境有个“风吹草动”，即出现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经济运行就有可能滑出下限。因此，防止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已不是在短期宏观调控层面所能解决的，也不是单纯靠市场机制调节所能解决的，因为市场机制具有自发性和惯性。防止经济增速一路下行，需要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更高层面，也就是从中长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层面，寻找对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推动作用的力量。这就需要从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用好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和回旋余地，寻求我国经济发展在资源配置空间格局上的战略性重大突破和创新，构建我国经济发展新棋局，释放巨大的需求面和供给面。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展开治国理政战略布局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大突破和创新。这一探索的主要时间表如下：

在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同志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2013年11月纳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2014年3月纳入《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11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专门研究“一带一路”规划问题。

2013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2013年8月，他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他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提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一年后，即2014年4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此前一个月，“依托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同年年12月，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明确提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争取明年有个良好开局”。这标志着优化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三大国家战略正式形成。三大国家战略的形成，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情况下，根据全球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我国经济发展在空间格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作用。

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能够促进我国东、中、西部区域之间广阔的合纵连横，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结构大调整，以点带线、由线到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增长带和城市群；能够促进国际与国内经济发展互联互通，形成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对外开放新局面。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不仅能释放提升的巨大，而且能释放扩大消费的巨大，使消费在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基础作用，使更好地发挥关键作用。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不仅能释放扩大内需的巨大，而且能释放拓展外需的巨大，促进“三驾马车”更均衡地拉动经济增长。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不仅能释放需求面的巨大，而且能释放供给面的巨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实现创新驱动和提质增效升级。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对于我国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抓住和用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长远意义。

2015年，虽然经济增速仍会有所回落，但有望触底，完成阶段性探底过程。同时，三大国家战略将实现良好开局。2016年至2020年，以三大国家战略为引擎所释放的新动力，加之“十三五”规划的启动实施，将会积蓄起经济增长向上的推动力量，使经济增速止跌企稳并适度回升。

如何为经济增速适度回升积蓄力量

回落期是调整期、消化期、淘汰期，这时市场低迷，企业经营困难，预期前景不看好，难以扩大和实现创新驱动；而上升期是创新活跃期、市场活跃期、和消费活跃期，预期前景看好，有利于经济实现提质增效升级。现在常听人说，要利用经济下行的“倒逼机制”使企业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实现技术创新。实际上，“倒逼”的压力是在经济下行阶段产生的，即“倒逼”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经济下行时暴露出来的，但这些问题终要在经济回升过程中解决。也就是说，“倒逼机制”的终实现是在经济上行阶段。因为在宏观经济回升的大环境中，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改善，企业利润增速提高，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价格尚处于低位，信贷条件相对宽松，市场前景看好，市场信心恢复，这就有利于企业扩大，有利于企业转方式、调结构、推进技术创新。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经济波动在上升期和回落期具有不同的功能。

经济学家熊彼特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和分析：经济发展过程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是“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二者一起形成被称为经济周期的过程。他把经济周期划分为4个阶段，即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和繁荣的上升波动是实现创新、创造新结构的过程；衰退和萧条的下降波动是对创新的消化、清理、调整和吸收过程，即破坏旧结构的过程。

主动利用经济波动规律，以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为引擎，不断创造新结构，包括新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城市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供给结构等，积蓄和释放持久的、向上的推动力量，促进经济增速适度回升，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为此，需要做到两个“坚持”：坚持稳中求进，坚持以改革推进。

坚持稳中求进，着眼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应牢记“四个不能”：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一哄而起，不能盲目追求速度，不能低水平竞争。应搞好顶层设计，科学制定规划，落实好具体的实施方案、关键的标志性工程、相应的民生改善项目。把年度、季度宏观调控措施与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紧密结合。确定好三大国家战略到2020年及其后的实施时间表、路线图，并将其具体化和精细化地分解为各年度、各季度可操作和可检查的措施，相互衔接、相互配套地实施。应明确，新一轮经济回升不是简单地把经济增速搞上去，而是要实现尊重经济规律、不导致大起大落的健康回升，实现没有水分、实实在在的回升，实现没有高通胀和资产泡沫的回升。在经济适度回升中，继续化解原来高速增长所遗留下来的问题，防范各种风险。

坚持以改革推进，着眼于体制机制创新。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三大国家战略实施中，政府作用除了体现在搞好顶层设计、科学制定和落实规划，还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以体制机制创新推进整个工作和破解其中的难点。这涉及一系列重要改革，包括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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