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新乡红旗区关堤乡油坊堤村新建的社区无人入住。

日前，记者在豫、赣、皖等多个省市调研时发现，在农村地区开展的撤村并点有喜有忧：一些地方通过转移就业、土地流转，成功实现了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但也有些地方在缺乏产业支撑的情况下，盲目开建新型农村社区，导致农民上了楼却留不下来，或者干脆拒绝上楼，最终形成农村的“二次空心化”现象，亟待引起重视。

旧村难拆新村无人 局地农村现“鬼楼”

新型农村社区，因规模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完备程度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景象。有的农村社区欣欣向荣，而其他社区却是另一番景象：在河南新乡市红旗区，记者发现，一些新社区建成多年，可愿意上楼的农民少之又少，形成老村拆不掉新村无人住的局面。一到晚上，空旷的新社区就陷入黑灯瞎火，宛如乡村“鬼楼”。

几位白发老人坐在超市门口打牌，年幼的孩子围着健身器材嬉戏追逐，处一位保洁员正在清扫路边的落叶—这是记者在位于河南滑县的锦和新城看到的一幕。如果没有旁边联排的农家小院提醒，你很难相信这里居住的是当地农民。

有关资料显示，作为河南省规模、配套设施海量的新型农村社区，锦和新城撤并整合了33个村12747户农民，规划建筑面积209.7万平方米，可容纳5.4万人居住。

49岁的保洁员景柏枝告诉记者，以前住在老村，每到夏天猫狗遍地，蚊蝇乱飞，现在搬到新小区，水、电、煤气、网络啥都有，环境也比以前好多了。

然而，记者在河南新乡市红旗区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关堤乡油坊堤村共有2800多人，2009年动工兴建名为和旺社区的新村，至今已完工多时。但记者在现场发现，偌大的新社区连个院门都没有，从外面沿着一条水泥路进来，约有10多栋5的楼房，多数都空无一人。楼房之间的空地上，有的种着蔬菜，有的是荒草和建筑垃圾，甚至还能看到尚未收获的庄稼。

57岁的村民李纯江是社区不多的住户之一，全家住在4层一套130多平米的房子里，从购房到装修共计花费了16万元。他告诉记者，新社区建起来后，好多楼都一直空着，主要是上楼以后不方便了。

李纯江说：“作为农民，粮食、农机具总得有地方放，我买的是期楼房，好歹还附带个一楼储藏室，二期开发的就只有地下室了，收了粮食抬上抬下很麻烦。”

因为农民上楼不积极，开发商资金周转不灵，一些在建的农村社区甚至成了“烂尾”工程。

在同属关堤乡的庄岩村，2010年开建的新小区共有9栋楼，占地30多亩，能容纳500户居民。村民曹同本介绍，新小区楼房售价每平米600元，但买的人很少，现在还拖欠着建筑方几百万元的款项，施工已基本停止。

还有村民反映，按照当初的规划设计，小区将要建设一条污水处理管线，直接与市区的主管网连通，但由于没钱难以落实，最后只好在小区里挖个简易排污池了事。

记者在庄岩村老村看到，当地农多建有两层楼房，有的外墙还贴上瓷砖。每家每户分开来看，房子硬件都不错，但整体而言缺乏规划，房屋之间挨挨挤挤，且单个院落占地面积较大。

一位曹姓村民对此表示，老村条件尽管有待改进，但毕竟住了几十年。“新社区说得再好，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打眼一看就知道不靠谱，你说谁还敢搬到楼上去住？”

产业支撑力度弱“二次空心化”待重视

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农民上了楼留不下来，或者干脆拒绝上楼，类似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的“二次空心化”现象，多数是在缺乏产业支撑的情况下简单造楼所致。

在江西黎川县熊村镇，当地政府正试图通过“镇村联动”模式，打造全市小城镇建设示范点。在此背景下，一些农民从山里迁到镇政府所在地，住上了整齐划一的两层楼房。

46岁的村民万增云告诉记者，因为没别的挣钱门路，集中居住后很多村民继续外出务工，看起来很新的村子依然是空心的。“更要命的是，新村距离山上的耕地更远了，对于留守的老人和妇女来说，种地更不方便了。”

一段时间以来，安徽怀远县涡北新区五岔村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当地不少村民忙着在夜间翻建新房，或是在原有楼房的屋顶上额外加盖一层，或者在已经住了多年的老院旁边再建配房。密密麻麻毫无规划的胡搭乱建，一度让返乡过节的村民都找不到回家的路。

60岁的老余一语道破天机：村里马上就要进行大范围拆迁，大家随后将搬到政府统一修建的新社区楼上，“上了楼，没了地，以后的日子咋办？大家心里没数，只能想着投机取巧临时建房，到了拆迁的时候多赔点钱。其实说到底上不上楼不重要，关键的是能就业。”

滑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副主任韩旭波说，从锦和新城案例来看，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将产业集聚区和社区建设相互捆绑：农民集中居住后，依托集聚区完成就业；同时集聚区成立田园公司，以每亩地每年1100斤小麦的价格，对原有2.5万亩承包地全部流转，实行规模经营。

“通过对原有宅基地进行复垦，节约耕地5575亩；入住新社区后，农民享受到了以前分散居住难以实现的基本公共服务。最重要的，通过多行业、多渠道的充分就业，人均纯收入由整合前的4910元提高到2012年的12560元。”韩旭波说。

在锦和新城采访期间，记者碰巧参加了社区物业公司召开的一次例会。孙秋菊在会上有条不紊地发言：“16号楼东边的路灯螺丝掉了，4区后面的井盖没盖好，这些都需要相关人员立马到现场处理；还有，4、5、6号楼目前没完工，楼群外部堆放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希望社区卫生要搞好……”

事实上，4年前，孙秋菊还只是一位普通的农村留守妇女，全家3口人只有2亩地，丈夫常年外出务工；村庄被锦和新城整合后，她成了社区保洁经理，和同在物业公司上班的丈夫一样，月工资2000元，全家收入跟以前比翻了一番。

滑县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33个村总劳动力人数为36699人，约占总人口的68%。2012年在集聚区企业就业15124人，从事运输业、建筑业8548人，分别占劳动力总数的41.2%和23.3%。此外，从事商业、服务业4950人，外出务工4282人，在田园公司就业2930人，公益岗位就业865人。

农民用脚投票倒逼城镇化纠偏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从2008年以来，孟州市一直在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城镇化道路，此间也曾尝试过撤村并点等就地城镇化模式，但因为多数农民对此“不感冒”，最终不得不叫停纠偏。

据介绍，2008年，本着改善农村居住环境的目的，位于丘陵地区的钱沟村社区开工建设，规划合并周边6个村，占地50亩，计划建房750户聚集人口3000多人。到2011年底建成4栋楼，各级政府相继投入100多万元修建了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因为没有一户农民入住，社区建设被迫停止。

2009年，东孟庄村规划到乡政府所在地建社区，结果建成3栋楼后仅有10户入住，社区建设也被迫停建。同时叫停的还有2007年在全市规划的36个村建设和2008年规划的17个新型农村社区中布局在城镇范围以外的社区。

2010年，南庄镇政府围绕镇、村分别规划建设占地约500亩，可容纳2万人规模的驸马庄和广安苑2个商品房社区。驸马庄社区已试点建成1栋12层楼房，可容纳110余户400余人；广安苑社区已试点建成1栋17层楼房，可容纳130余户500余人。但由于前期没有对农民入住意愿进行充分调查摸底，目前两个社区签订入住协议的农户仅有20多户。

孟州市委农办主任郭启东介绍，由于接连走了弯路，为全面了解农民意愿，2012年初在全市274个村入户发放调查问卷约2.3万份。以南庄镇为例，9700多被调查农户中，80%的表示愿意进城，其中20%的有能力进城购房。

为此南庄镇有针对性地在城区启动滨河新村新型社区建设，该项目规划占地70亩，建筑面积14万平米，建设13栋11至26层不等的住宅楼，可容纳904户、4000余人。目前社区尚未开盘，但已经有500余户农民主动签订了入户协议。

58岁的李守钰是河南孟州市五中的一名教师，妻子是当地农民，儿子在市里从事运输工作。因为老家村子在县城建了新型社区，这个“一头沉”的家庭不久前顺利购房成了“城里人”。

李守钰介绍，因为土地流转，全家20多年都没种过地了。“如果在原有村庄建社区，对于农民来说无非是从一楼小院变成了高层楼房，吸引力不大，现在从农村一下子住到了城里的小区，不光交通方便，就医就学条件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大家打心眼里欢迎。”

“孟州市总人口38.17万，2012年全市城镇化率为41.68%，低于水平10个百分点，目前仍然处在大量人员进城的潮流中。政府要做的是培育壮大产业，增加农民转移就业人数，同时制定各项保障措施和优惠政策促进农民变市民。如果看不清这种大形势，不掌握农民真实意愿，一味强调就地就近上楼，很容易南辕北辙。”郭启东说。

推动生产方式转变城镇化拒绝“贴标签”

三农学者李昌平认为，要避免“农民上楼”发生跑偏，需要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进行再思考。“从已经实行撤村并点的地方来看，很多都提出‘就地城镇化’的概念。但城镇化的核心是人，没有生产方式的转变，而一厢情愿地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很容易导致农民‘被上楼’，埋下诸多隐患，因此要全面理解城镇化，避免简单的贴标签。”

中午时分，64岁的钟兆武和女儿在厨房生火做饭。屋外群山环抱，满目青翠。淅淅沥沥的小雨中，大片大片的土坯房在山腰静默着，空无一人。

这里是江西省安义县新民乡合水村南坑村民组。村支书钟兆柳介绍，南坑村民组原有30多户125人，全组200亩耕地，1700亩山林。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村民陆续外出务工，现在整个村子完全空心化了，仅剩钟兆武父女两人。

有关认为，在当前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中，我国村庄聚落形态的改变是必然现象。在此过程中，类似南坑这样的空心村将会逐渐灭失，还有的村落则会重新改变自然形成的方式。

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前司长李兵弟说：“当前整村拆迁兴建社区的现象，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村10来个自然村落，一个村落只有两三户，进行基础设施投入成本太高，理应迁建集中。但在撤村并点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适度原则，因地制宜。”

安徽省住建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当前开展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其依据在于有关部门此前推出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在用地指标不增加的情况下，让农民自发上楼，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在农村的延伸，这个思路是好的。但从实际结果看，一些地方过于追求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导致撤村并点盲目扩大化。”他说。

江西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室常务副主任王志提醒，农村工作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尊重农民意愿”，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让这一说法落到实处，不妨换个角度看问题。

“无论撤村并点还是兴建新社区来说，领导干部不要站在马路上由外往里看，而是要深入农家，从内向外看，耐心了解老表家里有没有自来水，生活方便不方便，收入来源如何，这样做决策时才能实事求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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